“译学”的性质是什么?应该包括些什么内容？如何建构？关于这些，学术界正在讨论，这里且不说。但“译学理论”也就是“翻译理论”，这是大家都这样通用的。虽然译学一词不载诸词典，但谁也无法否认“译论”（翻译理论）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受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的支配：只要翻译实践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随之产生翻译理论。可是有人硬是说，翻译从来没有什么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又有人说，外国也许有翻译理论，中国历史上却没有，或只有一些零星片断之说，充满歧义性和随意性，不值一提；另外，也有人说，我国有着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更有人以“按本”——“求信”——“神似”——“化境”八个字来概括我国译论及其发展历史。这些说法对不对？我国历史上的翻译理论真的是那么不值一谈，或者到底是不是那样单条线的体系？为了解历史的真相，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尚需探讨。

翻译理论的深浅兴衰，取决于翻译实践对它的需要的程度。当今我国翻译事业的飞速发展，呼唤着译学理论的有力指导。例如，翻译在整个改造社会、自然环境的事业中起什么作用？翻译工作应如何组织？翻译工作者本身应具备什么条件？怎样才能达到正确的翻译？翻译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等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前人或多或少有过一些探讨和解答，可以供我们参考。不仅翻译工作者需要了解译学理论史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外语院系的有关教师也报需要了解这些以教导学生。

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我国的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但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新，在原有的起点上提高。而且，语盲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我们也不可能抹去民族的烙印。

我们需要横向的引进，更需要纵向的继承。因此，要开展韶译工作研究，提高译学理论水平，就必须首先，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先摸清“家底”，理清“家谱”，才能更图发展。

翻译理论本身是一个综合的，开放的系统，它与许多学科与艺术的门类息息相通，从语言学到文艺学、哲学、心理、美学，人种学、社会学、乃至数学、逻辑学和新起的符号学、信息学等等，都有关系；然而，它又自有其独立性。

例如，它与语言学的关系最密切，相互有不少交叉和叠合，它可以借助于语言学的原理来阐发语际转换的规律等，但它并不依附于语言学。它可以运用文艺学、文体学的原理来阐述翻译中的风格、神韵等问题，但它也不归属于文艺学、文体学。

反过来说，翻译理论的成果，也可以对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哲学等等的研究起到借鉴和促进的作用。例如，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就必须求助于翻译理论为其媒舟学的基础。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也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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