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包括些什么？学术界有不少议论。有人认为就是关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类的论述，也有人认为当分基础翻译理论、应用翻译理论，还有什么发展翻译理论等等。管见以为，参考西方文学理论家关于文学研究可分作“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说法，翻译理论也可分为这样两个方面，或者，可参照我国古代不少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的编辑形式，将翻译理论大体分为“内篇”与“外篇”两部分。 

内篇（内部研究）即本体研究，为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如翻译的基本理论模式，翻译的实质，厚理，标准，翻译的思维方式，可译性问题，翻译的方法论（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翻译的艺术，风格，技巧，等等。 

外篇（外部研究）研究翻译与外界的关系。如翻译在横断学科网络中的位置，翻译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关系，还包括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建设，翻译工作者队伍的建设，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翻译工具书和教材的编写，中外专家合作问题等等的研究。

当然，这样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不是机械的。例如，关于翻译的社会功能的研究，就很难简单地划在内篇或外篇，因为它既是翻译的本质属性，又体现了翻译与社会的关系。

我国历史上的翻译理论，并没有自觉地，完整地建立如上所说的这样一个内外体系，还留有不少空白。但从总体上说，绝大部分领域均或多或少有所涉略，而在有的易为西方论者忽视的方面，论述还特别多（如近代以来关于翻译的社会功能问题的论述）。这显示了我们的前人历来对翻译的内外两方面研究都不偏废的好传统。其实，即使比我们更发达，更成体系的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也很难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完备体系、科学构架的翻译学了。他们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就有忽视外部研究的偏颅。他们的翻译理论史的空白也很多，也至夸缺少一本合适的翻译理论史教材。因此，我们似乎也不必太自卑。我们只能如实地写出自己历史上有关翻译的内外两方面的理论的内容，以显示其特点，优点和缺点。

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甘至于翻译史的分期，似尚无专门的讨论，个别学者则提出过一些不同的说法。如周作人认为可分为三个段落；一、六朝至唐之译佛经，二、清末之译《圣经》以至《时务报》时代，三、经严复、林纾过渡到新文学时期（见本书第四章周作人一节）。裘柱常认为可分为两个时期：一、唐以前的佛经翻译时期，二、清末传入西方文学、哲学、科学翻译时期（见裘氏《闲话翻译》。马祖毅则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一、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二、明束清初的科技翻译，三、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见马氏《中国翻译饷史》）。

古代译论主要包括六朝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两个高潮中的有关译论，而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议论开始说起，中间涉及少数民族零星译论，最后以新发现的乾隆初年《蟠清说））为殿。

近代译论起干鸦片战争后，止于五四运动前。主要内容是维新派人士的译论，也简略介绍洋务派的翻译议论等，最后记述章士钊、胡以鲁等人关干译名问题的论述以及胡怀璨最早的译诗理论。

现代译论起干五四运动，止于新中国戚立。列进《新青年》、《新潮》、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二十年代新文学著名社团代表人物的译论，鲁迅、瞿秋白以及林语堂、陈西滢等三十年代各种不同倾向的代表人物的译论，以及三四十年代艾思奇，贺麟等哲学家关于翻译的理论等。

当代译论为建国后四十年间的译论，其中又以“文革”为界分为两段，列述若干有代表性的译学家的译论，并论及老一辈革命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和旅居海外的和港台的译论家的论述等。

至于具体的写法，参考各种文学理论史等，似乎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挑选一些重要的译论者，分别作介绍和评述，另一种是不拘泥于时间先后，而照自己的见解和“理论设计”，将有关材料重新组合，分成某种类型，流派等，予以综述。前一种写法的缺点是容易写得平，“只见树不见林”，成为关于一个个译论者的单篇评论的汇编；优点是可以对这些重要译论者论述得较为详尽，并为研究者提供较多的资料信患。后一种写法的缺点是容易写得浮，“只见林不见树”，在束发据和占有详尽资料时容易“以论带史”，即把前人的观点剪裁了以后往自己的模式框架内填塞，而且，这种写法在突出主要线索后就只好放弃枝节，读者对每位译论者的了解便很不全面了，优点则是容易显出“理论性”和“体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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