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剧变。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对翻译的影响持续、广泛且深远。从自动化在线翻译服务，到众包翻译的兴起以及智能手机上翻译应用程序的扩散，翻译变革无处不在。这种变革对人类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彻底而且广泛。信息时代即翻译时代，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可以全面展现数字时代各种巨变的翻译争鸣与翻译思想。
1. 基于网络的翻译与本地化服务具有哪些特征？给译者带来何种挑战？
除联结性和开放性外，网络还具有“非同步性”和“双向性”这两个显著特征。“非同步性”意味着“全天候”服务，“在线”就是时刻都在。在网络出现前，拨打或接听电话、收听电台广播是同步发生的行为，信号或消息的发送与接收在同一时间内发生或完成。通过社交媒体，可以看出“双向性”被“非同步性”最大化。人们在任一时间或地点都可以处理信息，不受任何限制。如果信息可以在任一时间发送，大家就期待尽可能快地得到回复。
基于网络的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越来越呈现出上述特征。在信息和邮件主导的“全天候”文化中，做得不够多、不够快，不仅让人感到绝望，而且会成为译者最主要的压力源。
研究显示，同声传译和空中交通管制员（ATC）这两种工作压力最大，从业者在工作中需采用轮次形式，且有时限，避免在高压下犯错。
30万字的《乔布斯传》，从翻译到上市，只用了35天时间。出版方因为快抢占了商机，是好事；但译本差错太多，令人遗憾。
在数字化时代，译者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时空压缩和几近实时的交流情境中，在工作中展现并设法维护“时间多样性”，在确保质量的同时维护好自身权益与身心健康。
2. 如何理解数字化时代中翻译的“产消合一”和“多重主体性”现象？
传统翻译研究把译者视为译文生产者，认为翻译目的在于满足读者或听众的特殊需求，这是一种以生产为导向的外在模式。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模式正悄然发生变化。以“众包”翻译为例。翻译任务不完全由职业译者承担，而是通过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大众译员。他们当中很多人恰恰是翻译的潜在用户，这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内在模式把用户变成生产者或“产消者”。
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不再是译者把译文导向的翻译投射到消费者身上，而是消费者把自己设想成目标读者，对自我进行表征。
“全球之声”（）自由译者提供的多语言素材和信息，把“维基解密”发布的文件译成多种语言版本，通过合作方式进行的志愿翻译等，这些翻译都呈现出政治色彩，并愈演愈烈。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些组织的政治代理中发现这类翻译，比如欧洲社会论坛（反全球化运动大会）筹办过程中诞生的国际口笔译志愿者组织——“巴别塔”，声称自己不是“语言服务提供者”，而是“政治参与者”。另一方面，这类翻译在暗中对正在发生的机器与人之间的互动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非人性的。
本地化话语的一个趋势在于强调自动化在翻译中的作用，尽可能减少人（译者）的干预。在“众包”翻译中，我们可以发现人（译者）对技术的改造与利用，通过技术解决人类关切或推动翻译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实践中涌现的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或干预手段。
这种理念中暗含着一种改变，即从传统翻译中的单一主体，比如在沙漠中辛苦工作的翻译之父——圣·哲罗姆，到互动过程中的多重主体。翻译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互动。这种互动性不再局限于译者和说话者/作者之间，已延伸到译文生产、传播、接受和批评等整个过程中。
比如“中国关键词”项目。它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研究院发起，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负责实施，以多语种、多媒体方式向国际社会解读、阐释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思想文化核心话语，成为构建融通中外政治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实践。
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和传播的核心就是关键词的传播。通过“中国关键词”的选择、编辑、翻译、修订和传播全流程，可以看出翻译已超越语言转换，上升为一种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行为，彰显出国家意志下的多重主体性。针对这一点，克罗宁教授在书中也有涉及，具体可见4.7部分有关“国家品牌”和“软实力”等方面的阐述。
还有，就是以本书译介为例。
回想起来，本书译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翻译在数字化时代的多重主体性。在这个学术翻译项目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是发起者和组织者，王丛琪老师是项目责任人，责编是毕争老师，王丛琪、张丽娟和蔡喆三位老师对译稿进行了多轮校对和修改，封面和版式设计分别由彩奇风和吴德胜老师担纲（提醒大家留意原著和译著在装帧和封面设计上的不同，在克罗宁看来这是翻译的一种表征），还有晓雨老师策划与在线组织，技术人员提供支持，到今天有机会与大家在线互动，感谢原著把我们联结到一起，大家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程度的主动性、能产性和创造性。
在译介过程中，我在前期曾尝试把项目引入课堂，让翻译专业研究生参与试译、讨论。翻译一方面让我实现了与作者的对话，另一方面也与学生实现了互动。如果有时间，建议大家看看谢天振老师的《超越文本超越翻译》（2014），可以加深对翻译以及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3. 为什么说作为标签的“差异”有可能阻碍思想的沟通和翻译的施行？
翻译是异的考验（trial of the foreign）。在5.2中，作者提出差异“是一切有关跨文化交际讨论所用的惯用手法，是指引旅游业的有力矢量”。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所谓的典型差异（日本的礼节、美国的随意、加勒比的生活乐趣）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非帮助，因为这些差异固化成大众旅游对外输出的陈词滥调或商业肥皂剧的速记符号。
最近，一场婚礼让英国王室成为全球焦点。美国人、非裔、十八线演员、离异、年龄偏大，这些标签看起来似乎并不符合王室的要求，但梅根凭自身魅力俘获了王子之心，从好莱坞到肯辛顿宫，活成了女人最喜欢的样子。很多时候，名门淑媛不重要，种族血统也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内心的品格与气质，是从小生活过来的那一份美好与积淀。翻译源于偏爱，更是一种契合。从翻译角度看，这段姻缘的可贵之处在于王子超越了“标签”，产生了翻译的冲动；通过翻译，改变了自己，也挑战了世俗。
在书中，作者引用法国哲学家于连的话，“我不会相信文化之间这些所谓的特有差异，贴上这样的标签，并作为标准展示（最显著的特点通常会是最无趣的）：因为它们会僵化思想，成为思想的阻碍”，指出差异是探究性的而非分类性的；要想让它发挥作用，必须打破传统，让思维恢复张力。
在此基础上，克罗宁认为：（1）“差异”概念既适用于文化之间也适用于文化内部。文化并非是差异标志下的统一整体，它们被译者吸收，又无可挑剔被其特有的辨别力所消除；它们是动态的实体，一直处于变化之中；（2）“身份”概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考虑到某一文化或语言是不断混合、相互交融的产物，而新的工作方式、代际变化以及新技术让语言和文化经历连续不断的变化。
接着，他提出“衍生力”概念，认为身份是一个不断建构、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在之前一部专著Translation and Identity（2006）中，克罗宁曾提出，翻译在人类社会一切关于身份问题的探讨中都位于中心位置。
通过这一角度，来审视翻译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比如“忠实”，就很有意思。在转换不停、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我们是否要坚持忠实？如何保持忠实？除了原文，译者忠实的对象还有哪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翻译中不做违心的事情，是否值得研究？如果是，这种研究该如何设计？
4. 如何理解“不要让完美成为优秀的敌人”？它对翻译实践和研究有何启示？
“不要让完美成为优秀的敌人”是一家软件公司创始人给翻译工作者的友好提示。在数字化时代，翻译处在广泛普遍性形式与精细普遍性诉求的张力之中；前者推动翻译行业全球化发展，后者则强调文字及其用法最为困难、最为复杂的本质。这种张力通过上述提示表现出来。它让我们意识到：翻译永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而且不可能一劳永逸。
作者把最后一章标题定为“细节”，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细节解释了翻译职业产生的原因，以及培养职业译者所需要的漫长周期。
从圣哲罗姆、路德、从埃莉诺·马克思和韦努蒂等人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中，可以发现：当译者用一种特有的谦逊态度描述自己的工作时，他/她们经常提到的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对各种细节的意识与关注。
用米尔纳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主体注意到一个翻译细节，不管它多么细微，一旦被要求忽视它时，人们就会坚信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细节。正是由于对细节的关注，让翻译研究显得艰苦而费时，但同时也彰显出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翻译在某些时候是机械的、程序性的，但在总体上是一种精美且要求严格的艺术。译者有时会遇到一种情况，客户在委托译后编辑时提出“能看就行”的指示，让译者采用快速译后编辑的方式，这等于明确要求他/她们不要尽最大努力完成工作。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译者难以屈从。
对细节的关注已融入译者血液，认真和谨慎已成译者惯习。
翻译软件的准确率达到90%、80%还是50%，并不十分重要，留给编辑和修订人员的工作量实际上都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译后编辑的存在是人工对机器翻译的拯救。译者的职责就是密切关注语言和翻译细节，在转换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各种失误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