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乃批评家的非职业化，即批评家多为作家反串。中国的译评亦不例外。从早期佛经翻译者对翻译的零星论述，到严复、林琴南，再到余光中、思果等人，“译者论译”成中国翻译批评发展的一条主线。译者们从自身经中归纳出对翻译的体悟，其中的吉光片羽，启蒙了一代又一代译人，许多话题亦成为了日后翻译研究“母题”。然而，近年竞有学者提议将这些“译者验谈”踢出翻译研究的大门（王宏志，2007：8）。纵观近年译坛，此类文章似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借西方译论开出的“空头支票”，不少文章言之无物，味同嚼蜡。

东西方文论的体式自古有别，西方注重逻辑推，长于理性思辨，往往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中国虽不乏此类著作（如《文心雕龙》），然而大多还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偏重感性直观的，言简意赅的评点随式批评。中国传统译评自不例外。该类作品往往言优美，文风机智，或品评译作，或月旦译家，秉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曲话”、“赋话”的余，我们不妨称其为“译话”，可视其为翻译理论的“笺注”、“眉批”或“脚注”。

固然，仅凭这些小品类“译话”尚不足以构建中译学的雄伟大厦，然而若将其拒之门外，那么翻译论则被剥离了血肉，如骷髅一副，只能作出吓人的姿态，而毫无实际用处了。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