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起源很早，不同时代对翻译有着不同的定位。按照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habha)的看法，翻译，尤其是文化翻译，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文化(culture)进行定位 (location)。在这里，巴巴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单数，而翻译公司根据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和多样特征，将其表现为复数。也即，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 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有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通过翻译的能动性干预逐步向中心运动；而有些原来处于中心的文化由于翻译的缺失等因素而逐步向边缘退后。这样看来，翻译所承担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毫无疑问，巴巴的这种观点曾广泛地影响了当代翻译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的翻译研究，并使得翻译领域地大大地扩展了。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全球文化的版图上，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得以“重新定位”呢？这确实是一个令所有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在翻译公司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而在这方面，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mediator) 和翻译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的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如果我们说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越来越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学主流的话，那么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的实践则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具备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之能力了。可以说 前者是以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全盘西化”作为代价的，而后者则将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它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重新定位”全球文化，并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