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功在于词，词妥意达。然而，译者选词受诸因素之影响。其一，英语词义受到汉语释义的影响而产生偏差。这是辞书、教材之过。中国编者往往略其释义，补以汉语对等词，删繁就简，全然不顾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哲学渊源、人文环境、社会氛围、褒贬、隐喻、语境等，多数为一词了之。譬如，英语词典一般将dragon和shock解释为a large imaginary animal hat has wings and a long tail and can breathe out fire和make people feel very surprised and upset, and unable to believe what has happened，而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与英汉词典通常解释为“龙”和“震惊”。殊不知，前者词义不对等，后者褒贬不对等。若遇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震惊世界”这样的句子，一般人都会将其译作The economic successes of' ‘Asia’s Four Dragons' shocked the world。令人遗憾的是，该译文的效果适得其反。此乃中国当前盛行的英语教育之必然结果。前有编者之惰，后有学者之疏，天长日久，日积月累，终成恶果。一言以蔽之，学时差之毫厘，用时谬以千里。

其二，同词异喻。隐喻（metaphor）之本乃通过一事物来理解和解释另一事物。其认知基础在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通过第三者——人（认知主体）——而建立起来的。如果有人从马身上看到了“强壮”，那么马与强壮就存在隐喻关系（He's a strong horse‘他壮如马’）。如果有人在牛与强壮之间建立了隐喻关系（He's a strong ox‘他壮如牛’），那么他肯定在牛身上看到了“强壮”。中国人从狗身上看了“奴性（servility）”，所以与狗相关的词语几乎皆为贬义；西方人在狗身上看到的是“忠诚( loyalty)”，因此与dog相关的词语多半是褒义。为何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物体上看到了相同的特质，或在相同的物体上看到了不同的特质？这一点与某一人群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等因素相关。“一种文化中的最基本概念的隐喻结构与这种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比如，公元前207年，项羽引兵渡漳水，随后命令全军“皆沉船，破釜甑，”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汉语从此就有了“破釜沉舟(burn one's boats /bridges)”。无独有偶，公元前49年恺撤引兵渡过罗马以北的Rubicon河，使其谋反之举成为定局，决心不顾一切地干到底，所以产生了cross the Rubicon（破釜沉舟）。无论是西人，还是汉人，都将两位历史人物的行动与“定决心、不顾一切干到底”之间建立了相似关系，虽时空不同，事件相异，但异曲同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另外，英汉民族的生活习惯不同，即英国人的生活自古离不开牛奶，所以有Iand of milk and honey之说，而汉民族则以米面为食，所以有“鱼米之乡”之说。两词虽喻体( source domain)不同，但隐喻意义相近，均喻指“丰衣足食”。再比如，phoenix一词十有八九释为“凤凰”，但实际上两调隐喻意义差异甚大。Phoenix是希腊神话中的不死之鸟，嘲年一个轮回，隐喻“永生”，所以英语有成语rise like a phoenix from the ashes（起死回生）。而汉语的“凤凰”只隐喻“百鸟之王”、女中“魁首”等，但没有“永生”之喻，所以“望女成凤”与“龙飞凤舞”均能用phoenix来传译。

由此可见，人们的认知方式不仅反映了其语言本身的特点，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文化的内涵。语言既是文化的结果，又是文化的载体。几乎每个文字背后都深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所以，汉英翻译绝不是简单地地照搬词典。翻译之功在于词，而选词之功却不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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