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形成纪律、体统的重要约束力。放在一个国家中，最为权威，亦是最为严苛的，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违反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规矩，即为法律。法律，同形成之后就会自发性约束自己的道德不同，可以说是强制性的管制手段，有言称“法不容情”，指的就是法律的不可轻忽性。而法律的崇高地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约束性、公平公正性所赋予的。所以，法律是戒尺，丈量的是对与错。
当然，有不少人也说，法律作为评判是非、对错的工具，虽是客观的，但在某些时候却因为种种原因铜主观上的情理有所背离，而往往这种时候，出于对公众道德层面、社会舆论层面等种种因素的综合考虑，法能容情总是会胜过法不容情。
法律是客观的，是公正的，却总是有漏洞为人所抓——现代人都是聪明的，可以因为自己的欲望设计“碰瓷”，陷害好心人——老人往地上一躺，一扶就扶丢上百万；也可以因为想要逃避责任，拒不认债，颠倒黑白——明明是自己撞了人，却声色俱厉的斥责对方是骗子，想要借助舆论的力量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这斑斑劣迹，如今的社会常有发生，虽总受到公众的谴责，但却屡禁不止，为何？因为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这样的劣性，会得到怎样的制裁；因为做出这种事的人得到的只会是社会对他们的不耻。但既然都能做出这种事迹来了，这些人道德底线能有多高？羞耻心又能有多少？所以，不痛不痒的言语上的批评、不耻，实际上对他们造不成多大的、实质上的伤害。
令人惊心的是，在法律的漏洞之下，这样的类似事件在“聪明人”的操作之下比比皆是，如现在中国各大城市盛行的“专职乞丐”这一职业，明明自己四肢俱全、身强体壮，却偏偏要剑走偏锋，生生把自己装成个残疾，就为了能不劳而获，你拿出吃的东西给人家，人家不要，给少了，人家还嫌弃。这事儿你还别不信，不说远了，笔者现在工作的翻译公司的一名同事就遇到过这种事儿。笔者的这位同事，是个俗称比较“傻”的年轻姑娘，被骗的事儿遇到过不少。一次，也不知道她是去干嘛，路上遇到一个看起来比较可怜的大叔蹲街上乞讨，同情心泛滥之下把兜里为数不多的钱给了人家，就留了点买水的钱，结果你猜怎么着？当这姑娘转了转去商店买水时，她发现人大叔也在商店里买了好几个鸡腿，而这个时候，这姑娘却是饿的不行，当即就想冲上上去叫大叔还钱，结果脸皮太薄，没好意思。还有一次，也是这姑娘，那时候她手中貌似只有5毛钱的零钱，就随手给了路边的一个“可怜人”，结果人家当即就小小声的骂起来了，小姑娘当时就郁闷住了。
又如不知怎么多起来的僧人，以化斋、祈福为由，每每上门之后，你若不拿出个一两百，他还就赖着不走了——这事儿，笔者家中老母曾有过切身体会。笔者的母亲是个比较迷信的人，对于许多事情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所以，在有人打着某某教的名义上门化缘时，她很爽快的拿出了一张红色毛爷爷，可结果人家嫌不够，一直念叨念叨，老母没法儿，又摸出了一张，人家还是不满意，到最后，老母怒了，拿出十块钱，很坚定地说，只有这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不情不愿的接了，还嘀嘀咕咕说老母不是有缘人什么的，把老母气的个半死。这是笔者老母，笔者自身亦是遇到过同样的事情。笔者是北京找我翻译公司的一名职工，公司楼下有一家云南米线，有一天中午一点左右（具体时间笔者忘了），过了饭点，笔者一个人去吃米线，当时笔者身上就带了十块大洋，正正好能付饭钱，没成想笔者吃到一半，突然进来了一名穿着僧人服饰的小年轻，人家扫了一下店里的人，就走到笔者身旁，小小声的说了些什么（笔者忘了），然后现了现手中的观音菩萨的一个饰品，笔者当时懵了懵，下意识的说‘抱歉，我没带钱’，人家不信，继续在那儿说，后来看笔者貌似铁了心不给，才走的，边走还便嘀嘀咕咕着什么。当时，店里还有其他的客人围观了全程，笔者不知道那“化缘”的僧人是何种心情，但笔者自身绝对是不好受的。试想，笔者一家三口，就有笔者和笔者老母遇到过这种事情，放眼中国，得有多少这种利用群众的善良、爱面子甚至是道德底线的强制性的“化缘”事件？
又如复旦大学投毒案，有人称林浩森不该被判以死刑，因为他哭着认错、道歉、求原谅了，因为他的父母向死者黄洋的父母公开求原谅了，所以，甚至复旦大学学校内部、社会上都有不少人为其求情，认为该给他一个机会，认为不肯公开声明原谅林浩森的黄洋父母有错。所以，他们为黄洋父母、黄洋请愿，抱不平；所以，林浩森父母恨不肯原谅自家孩子的黄洋父母——他们都认为逝者已矣，该给生者多一点宽容，可对于因为一些同学之间的矛盾就失去了自家孩子的黄洋父母，这种要求，这种‘你不原谅他，你就有错’的道德绑架，该是多么讽刺、多么残忍？我们不论中国的死刑是否合理，至少在现在，是明文规定的，是有理可依的，且这一事件和“法能融情”的“情”搭上关系已是极为可笑的——别说你相信林浩森是“开玩笑”下毒的，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名校生，笔者不认为他不知道自己下的是一点点就可以致命的剧毒。既然如此，社会上那些为了一名杀人凶手而苛求死者父母的人，又是为了什么？为了显示自己过剩的同情心？笔者私以为，不过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罢了。
好吧，话说回来，对于这样的刑事案件，作为一名跟法律压根儿沾不上太大关系的翻译在职人员，笔者没法儿以一种专业的态度来看待，也不能说出多么震撼人心的观点，谈的都是自己的主观看法。到这儿，姑且再将之代入翻译行业来说说吧。
大家也知道，随着国与国的频繁交流，有不少冲突发生在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当事人身上，此时，除一般的法律人员同当事人外，还需要翻译这一事外人参与其中。参与到这些事件中的翻译们，先不谈其专业素质是否过硬，是否很好地完成自己的翻译任务，只说其应该带有的态度。事实上，这样的涉及到其他国籍的当事人的案件，在国际上发生的并不少，在这些案件中，有为数不少的翻译都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在翻译之时，就下意识的带入了自己的个人感情，先不提这种个人感情是否能够影响带法官，只说这样的翻译的专业性，就是不达标的。因为，按理，翻译在涉及法律、刑事的严肃性翻译事件中，首要的便是应当秉持中立的态度，第二才应当考虑其翻译水准。知识专业性、主体独立性、活动依附性，加之中立、公正的态度，方是一名翻译在严肃性翻译事件中应当具备的素质。
当然，上述都是笔者的主观观点，并不具备指代性，若有冒犯之处，望莫要见怪，不过是笔者的随性之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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