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疑问：如果“译者为中心”，那么，翻译批评的时候是评价译者还是评价译品呢？

    英语翻译公司应当承认，“译者中心”翻译理念提出之后，与之相应的翻译评价标准问题的确尚未见有专论，但对此间题的思考和粗见还是有的。我们曾将译品“整合适应选择度”的评价与测定概括为“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侧重文本质量）、读者反馈（包括译评导向）、以及译者素质（包括其他“人”为因素等）。其中，把“译者素质”作为翻译批评的参考指标之一就是独特的，它是“译者中心”翻译理念的具体体现。

    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的成功与否，译品的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正如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所说：译者的翻译是否成功，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理解和对译文表达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诸多因素的集合体：其中包括译者的脑力分配、个人阅历、翻译经验、智力水平、能动性、灵活性、忍耐性、接受能力、个人态度、习惯反应、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原文意义和风格的相似性、译文难度与译者水平匹配（或不匹配）的程度、原文和译文在词汇、成语（习语）、句法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程度，以及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体构成情况等。

   “译者中心”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包括译者的成绩、阅历、能力以及诚信度、知名度等）的密切关系。一般地说，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高低，在正常情况下，应当与译者素质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译者素质越高，其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也就越强；而译者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越强，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自然会越高。当然，反过来也应该是一样。

一个司空见惯的但又颇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为了确保某项重要翻译任务的完成，有关方面（或委托人）往往需要选聘素质较高的译者（或译员）去承担才令人放心。这里，人们运用了一个经验式的预设：只要选用了素质较高的译者（或译员），尽管还没有见到译者／译员翻译的结果，但其译品（译案）的质量或曰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高低已经可以预测得到了。可以说，就总体的翻译能力而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经百战的译者，通常会比初出茅庐的新手把握得更周全、更得体。

我们一直在强调，译品的优劣实质上是译者翻译能力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译品的评价也就是对译者翻译能力的一种评价，即对译者的一种评价。鉴此，对于“译者中心”视角的译评而言，对译品和译者的评价总是兼而有之。译者和译品是利益“共同体”，两者“荣辱与共”，互为前提，，不能截然分开。

翻译理论学者安托万·贝尔曼( Antoine Berman)曾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他所采取的翻译立场，他所制定的翻译方案，以及他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旦选择，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置，他译出的“每—个字都成了一种誓言”( Berman, 1995: 75 )。“毫无疑问，强调对译者的研究，并把翻译批评的重点放在译者身上，是有其道理的”（许钧，2003：9）。

     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理念，避开了长期以 来侧重的“原文”和“译文”取向，从“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译者”视角来考察译者行为，“为翻译者找回了地位”，从而确立了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并可为“译有所为”找到理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翻译公司觉得“译者中心”相对于传统的“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的“两极”来说是一种“解构”，与“平衡”的理念；对于译者提高译品质量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对翻译理论研究来说，是一种主题的回归；而对于生态翻译学研究来说，则是平衡和稳定译论研究生态的重要一环。因为，“译者中心”理当与另外“两极”——“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实现“共生共处”。只有这样，才能使“原文一译者一译文”构成一个“三效互补”的有机的“共同体”，从而能使围绕“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的翻译理论研究的生态能够得到均衡和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