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的gilt本地化产业调研和技术研究，翻译理论界对本地化翻译理论的关注是从21 世纪初才开始的。一直以来，译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本地人经翻译服务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实践，常常将之归类到科技 翻译或机辅翻译领域。然而，随着IT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翻译的形式、工作量及要求的翻译周期、译本的产出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译者的角色、工作性质和侧重点也必然随之改变，令学者们不得不正视这些翻译新现象，用新的概念来界定。例如，吉尔和皮姆称21世纪的译本为“没有定本的译本，因为译本的形式以数字化内容出现，并常常根据反馈来修改，由此形成的翻译活动被称为“互动式翻译”。又如，奥哈根和艾什沃认为口译和笔译活动正在杂合，出现“即时笔译”现象，通过MSN等在线通讯工具进行的网络会议翻译就是典型的即时笔译。再如，语言供应商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商的效率建立翻译记忆库，会在网络启动“免费/开放翻译软件”，利用虽没有经过专业翻译训练却有一定专业领域知识将这种网民式自助翻译称为“蜂群式翻译”或“水龙头式翻译”，将翻译服务比作自来水这亲的公共工具。

不过，针对GILT本地化产业的翻译研究在翻译理论界还属新生事物，关注它的学者还很 少。皮姆曾分析为何翻译研究一直以来对本地化服务所代表的产业“视而不见”，原因之一可能是翻译研究者不能接受GILT产业中对“翻译”的定义是专指词句层面上的语言转换，认为这将翻译理论“讽刺性地拉回了60年代”；原因之二可能是翻译研究者们对翻译活动的基本理解是“寻找原文本翻译-译本接受”三步过程，对GILT产业中“国际化-本地化”两步过程存在着概念体系不兼容的障碍。皮姆认为如果译学研究者能用开放的心态看待本地化翻译，就会发现GILT产业可以补充和启发已有的翻译研究。例如，如果不纠结于GILT中对“T”的狭义定义，而将本地化翻译整个过程看作一次翻译活动，就会发现“翻译是重写”这种观念在本地化过程中得到凸显和佐证。又如“locale”（本地的）这个概念简洁明了，可以替代译学理论常用的啰嗦短语“语言和文化因素”。皮姆建议译学理念可以针对本地化翻译服务开辟一个“专业性跨文化”研究领域，让GILT行业成为一个可控实验室，更好地考察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对翻译的影响。

皮姆也指出译学研究的成果反过来 可以提醒本地化翻译服务行业人员更充分地意识翻译的重要性，从而更能从整体把握翻译的方向，例如译学理论研究中一些类似“接受语文化越弱，对个来词的容忍度越高”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使本地化服务的项目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其本地化策略所产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