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坊间劣译迭出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看来，在当今中国，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翻译人才难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种情况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外语教育大受重视、空前普及，据说是外语人才辈出的时候凸现的，这就更值得深思了。

从多篇这方面的报道来看（最近一个时期，《文汇读书周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社会科学报》等都有这方面的报道），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翻译工作不被人重视，报酬或待遇低下。确实，在许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和身居重要职位的人的心目中，翻译是一件挺简单的事：不过是借助词典，作作词句替换的游戏而已。在众多的部门机构里，翻译仅仅是作为文秘工作的一部分而得到对待的。一个司空见惯的情形是，重要的翻译任务常常会交给碰巧能利用的学外语或学过外语的人去做；一本书或一部著作常常是拆成几个部分让几个“懂”外语的人分头去突击翻译，然后拼起来交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翻译要达到其应有的质量标准是不可能的，粗糙、低劣的翻译印刷物充斥坊间遂成为不可避免。由此又引起事情的恶性循环：人们认为翻译就是如此模样，评价极低；评价一低，对翻译劳动的报酬就付得很低；由于翻译的复杂劳动得不到认识与尊重，高水平的译者就不愿来做这件事；于是急功近利的有关部门又只能转向实际不称职的译手来搞翻译。

上述这个原因固然不可否认，但是我认为国内出现译才断层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国目前外语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方法存在弊端有很大关系。首先，我国的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明显被异化。众所周知，称职的翻译工作者的外语基本功必须要过硬，尤其是理解与实际运用外语的能力要特别强。但是国内的外语教学（我这里主要指大学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却一直是以应试为导向，无论是四级、六级考试，还是各种名目的外语证书考试，大多是一种辩认式考试。学生基本靠做勾勾猜猜，是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实际英语水平的。围绕这些“级”或证书的，无非是题海战术。勾勾圈圈的辩认式英语学习引来国内此类英语练习辅导出版物的铺天盖地，这在世界上也算是一个奇观。英语课堂内外本应有的无限趣味、生动、美感与陶醉几乎荡然无存。英语教学似乎正在被异化成一种乏味的，同时又是辛苦而无甚用处的文字游戏。在这种外语教学的大环境下，只能产生越来越多的“英语叶公”（见三月七日《文汇读书周报》），而断难造就国家需要的译才坯子。

其次，外语专业院系培植译才的土壤日渐稀薄。从传统上讲，我国翻译人才的后备力量主要来源于外语院系的毕业生，因为他们的外语专业训练比较系统，基本功比较扎实，且人文素养比较高。但是近些年来，外语院系学生的这些优势也在丧失，情形堪忧。急功近利与浮躁的心态使许多学生只强调了外语学习的工具性一面，将其视为毕业后谋取一份满意工作（一般首选外资企业）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外语学生的专业学习，尤其是在阅读方面，呈现“快餐化”倾向。对于要下大力气、花大量时间学习与钻研的有关文学、文化的科目和课程没有很好去理会；涉及西方人文、历史、语言、哲学、科技、经济等经典书籍越来越少有人再去认真有系统地阅读，更不消说去不断加强自身的母语语言文化的修养了。与此同时，外语专业学生的笔头作业量（尤其是翻译与写作的训练量）与过去相比也明显减少了许多（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比较厚实的阅读垫底，没有比较广博的知识面，没有足量的笔头训练基础，外语院系的毕业生从事翻译工作就会显得先天不足。

再其次，我国目前翻译研究界的某种导向似乎也不完全有利于译才的培养和成长。我们国家正处于进一步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事业如何真正地去适应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战略需要，如何去适应中国的经济、文化等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战略需要，应当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这里面涉及到翻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许多具体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目前翻译研究界有些讨论看似十分热闹，实际与国内翻译事业面临的紧迫问题不太相干。现阶段的翻译研究若不能为国家的翻译战略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若不能为译才的培养事业在诸多方面立论建言，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清谈俱乐部。国内翻译研究存在这种倾向已经对大学的一些翻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带来不利影响。笔者去年与今年两次批阅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生的入学考卷都发现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有相当比例的考生，翻译实践能力明显不过关，有的考生做的翻译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然而也就是这部分考生在论及自己翻译方法和所运用的翻译原则时，却都能高谈阔论，洋洋洒洒，头头是道。每每批阅到这类卷子，我总感到滑稽，更感到悲哀。如果说我国的外语教学已经并且还在培养大批“英语叶公”的话，那么我国正在“兴盛”的研究生翻译专业是不是也有不断产生“翻译赵括”之虞呢？译才大断层之危机，恐怕在一个重要的源头上已经显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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