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找我翻译公司有这样一种顾虑：如果以“译者为中心”，译者会不会“越位”、而在与翻译相关的其它研究领域 中也充当“中心”？与翻译相关的其它研究领域很多，如研究翻译于译入语的文化、文学、社会、传播以及对读者所造成影响等。

笔者以为，这类与翻译相关的“文化”、“文学”、“社会”等问题的研究，它们所涉及的是翻译之后的“效果”、“效应”、“传播”或“影响”问题，其实质已经超出了或者已经不再是“翻译本体”或“译事中”的研究范围了，而是“译事后”的议题了。其中的理由是，虽然这类议题仍与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但其重点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文学”或“传播”、“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了（而文化学、文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自身都是独立的学科领域）。这个时候，随着研究主题的变化并转移到“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传播研究”或“社会研究”等方面，对翻译行为评判的标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翻译的范围或翻译的评判标准了，而成了文化学研究、文学研究、传播学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和评判标准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讨论的议题重点转移到“译事后”的“接受文化”、“翻译文学”、“传播问题”或“社会问题”等研究之后，人们一般又都会以文化学的、文学的、传播学的或社会学的眼光和评判标准去审视翻译、分析译本、议论译者，这时的译者当然就不是“中心”了，译音当然就不能“主导”了。

与翻译相关的其它研究领域还包括研究原著、原作者、阅读原著等。同样的道理，在原著未问世之前，它的命运是由作者主导的，作者是主体，作品是作家写作活动的产物，其研究的重点是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虽然这时的创作也与翻译有关联，但它显然不是翻译行为，不是翻译活动，我们称之为“译事前”的议题。可见，“译者中心”的指向通常也不是“译事前”。

很显然，如果“译者中心”指的既不是“译事前”又不是“译事后”，那就只有“译事中”了。因此，在北京找我翻译公司看来，只要我们论及的是翻译过程问题，是翻译行为问题，是翻译操作问题，那么，译者的“主导”作用便理所当然，译者的“中心”地位便不能否认。否则，那就不是翻译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而对于其它与翻译有关联的研究而言，当重点研究转移到“文化”、“社会”、“传播”或者“创作”、“阅读”等等的时候，这些研究领域其实都有其各自的范围和重点，它们虽然与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有着相当程度的联系，但翻译行为研究和翻译本体研究的指向显然已经不是它们研究的重点了。这就说明，以“译者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译者就成了一切，更不意味着在一切与翻译相关的研究里都是以“译者为中心”。